由唐朝中期開始的社會變革，到宋朝完全定型[1]。確實在唐、宋之間，社會的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別：如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品類與手段、經(jīng)濟制度、群體結構、行政體系等等，故社會之發(fā)達，殆以宋為最盛一時期矣[2]。其變化的強度雖比不上春秋戰(zhàn)國那個時候，但已是秦橫掃六合以后最引人矚目的了[3]。那么，這個變革會對道德意識帶來什么影響呢？

在社會變革中，道德意識的演變雖然乍看是無形的，但卻是決定性的，因為沒有意識的最后轉變，任何社會變革都難以鞏固和延續(xù)，而道德體系則是任何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中堅。從唐宋間道德意識的轉化與社會變革的關系中也可以見證這一點。

雖然自漢獨尊儒術始，以儒家為主體的社會主流意識一向是很重視道德的作用，但此間并非是沒有變化發(fā)展的，如北朝隋唐間所謂胡風的影響，致使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4]，而有悖于傳統(tǒng)道德。這種情況到了唐宋之間徒然起變，儒、道、佛三家不約而同地有了相似的重要發(fā)展，即表現(xiàn)為一種共同的重道德化的傾向，并在作為道德之本的社會價值取向上有了更多的共識。而這一切，又與唐宋社會變革相呼應。

拿儒家來說，一脈相承于王通、韓愈的宋代理學之不同于以往的儒學，一個重要之處在于是以重孟子之教來替代重荀子的傾向。孟子學說主要發(fā)揚孔子在仁方面的思想，有別于荀子在禮字上對孔子思想的發(fā)揮，孔子言仁而孟子益之以言，荀子則約仁義而歸之禮[5]。陳寅恪先生指出：唐太宗崇尚儒學，以統(tǒng)治華夏，然其所謂儒學，亦不過承繼南北朝以來正義義疏繁瑣之句章學耳，而退之自述其道統(tǒng)傳授淵源由孟子卒章所啟發(fā)[6]。即自韓愈始，至宋代理學更重在道德的說教，以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來取代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7]，即以倫理本體，非功利的絕對命令，立法普遍性和意志自律[8]等為其理論的主要特點，這也是大多數(shù)學者所公認的。

唐宋間興起的新儒學將道或理作為三綱五常、忠孝節(jié)義等全部封建道德的依據(jù)所在。有的學者認為當時那些理學家的烏托邦理念具有以德為本的倫理道德化傾向，其對社會經(jīng)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理想化設計夾雜著濃郁的倫理色彩[9]，即這種新的意識形態(tài)使文學和政府從屬于倫理[10]。不僅如此，這些宋明理學家的以理為核心的法律觀，對當時的立法、司法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11]。而且理學還把自唐至清末中國法律思想的定型化，即將儒家倫理法思想的基本價值、觀念、學說、命題、主張成為千年間法律思想的固定套路，一直沒有什么變化[12]。一言概之，法律在唐、宋社會變革之間被全面的泛道德化了。這也是唐宋間道德至上傾向所導致的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

由于當時的社會文化逐漸形成以融會釋道的儒學為主，以三教融合的釋、道為輔的文化格局[13]。其中，道德至上的傾向也是在道、釋二教的推波助瀾下而在社會上下被深入而全面化的。佛教與道教作為宗教來說，本來就已經(jīng)具備成為社會道德源泉之一的功能，即通過對彼岸世界的構筑，賦予現(xiàn)實人生的一種意義，鼓勵人為死后在彼岸世界的前途而在現(xiàn)實世界里積善去惡，做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但自唐、宋間這個時期開始，佛、道二教在其道德功能上有了二個新的亮點：一是更多地將世俗道德標準引入其原有的戒律規(guī)范中；二是將自身的戒律規(guī)范向儒家的道德準則靠攏，甚至是放在首位。且由于有了這相關的兩點，經(jīng)過了魏晉南北朝隋唐漫長的時代，各家意識形態(tài)分立的規(guī)范體系重新得到了整合，社會又有了比較統(tǒng)一的價值取向。它不僅覆蓋著生者的世界，還覆蓋到一切有情物死后的世界。

宋元間新道教的興起，其實是使道教適應道德化傾向的一種嘗試，更富有道德色彩是它們共同的特點。如宋金時期，在王嚞（1113－1170）領導的全真教發(fā)展下，道教公開地吸納儒家及佛教思想中的元素[14]。全真道的教義特征之一就是重視日常生活的道德品質，此能繼承北宋時興起的關洛理學[15]。以劉德仁所創(chuàng)的真大道吸收了儒家忠、孝、仁、恕的倫理思想和佛教的五戒、十善等內容，具有明顯的三教合流的特征，特別是援儒入道的特點最為突出[16]。蕭抱珍創(chuàng)立的太一道亦受儒學影響，首重忠孝等倫理綱常[17]。尤其是凈明道以儒家忠孝為修持內容和最后歸宿，且以忠孝立本與陸學有直接的思想淵源[18]。出自北宋末年，后來流傳十分廣泛的道教文獻《太上感應篇》宣揚積功累德，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集中體現(xiàn)了道教對世俗道德的重視，與原本老莊的觀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兩宋以降的佛教一個主要傾向，也是道德說教的加強。而且佛教道德說教中的儒家成分越來越強烈。其上層對三教合一的提倡，其下層的民間化傾向，泛道德化都是它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前者若在唐宋以后的佛教高僧中，開喻必含於教化[19]，例如北宋之智圓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號中庸子，并自為傳以述其義[20]。后者如民間佛教宣揚佛道孝為成佛本，事須行孝向爺娘。見生稱意免輪迴，孝養(yǎng)能消一切災[21]。縱使在它的崇拜形式上還往往顯示著佛教色彩的話，但其所主張的現(xiàn)世人們行為準則，卻是儒家的忠孝仁義等倫理，若其中《銷釋孟姜忠烈貞節(jié)賢良寶卷》、《二十四孝報娘恩》、《節(jié)義寶卷》等等。

佛教與道教的這些變化既與它們自身的世俗化、民間化趨勢相關，也和儒家思想的復興有關，更和當時社會變化關聯(lián)。因為佛、道兩教與儒家的結合如果意味著宗教約束向社會標準靠攏，那末對宗教而言，世俗化就是其必然趨向。兩宋以后的佛、道兩教的發(fā)展史正是證明了這一點。這是由于世俗政治和法律對僧尼及道士、女冠約束的強化和教團組織的官本位化和儒家化，淡化了教規(guī)戒律的宗教約束作用，就有所謂世俗化傾向的出現(xiàn)。宗教的世俗化，有時稱之為民間化，實質上是教規(guī)戒律向生活習俗中的通行準則軟化，是以總體性道德原則的強化來替代各家分散的道德規(guī)范。因此這也是唐、宋間道德至上趨勢的一個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佛、道兩家的道德化傾向與以往的一個重大相異的地方，就是都以儒家的道德標準為其價值取向，從而為所謂三教合一奠定了思想基礎[22]。如佛教宣稱諸佛本懷是表揚孝道因緣，為仁子報親之大本[23]。宋僧契嵩極力鼓吹夫孝，天之經(jīng)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為道也夫[24]。佛教還將入仕則竭忠以事君，均賦以利國，平征以肅民；出家則莊嚴以奉佛，博施以待眾，齋戒以律身。盡此六者，可謂神矣[25]作為道德的最高規(guī)范，比作為神。其所樹立的標準佛教居士形象則是口誦佛書，心存仁義，修己齊家[26]。正如王陽明一針見血的指出：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27]。

由于佛、道兩教在道德規(guī)范上向儒家看齊，使原本抱著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家道德也作用到人死后的彼岸世界，成為全社會道德體系的核心。于是人們似乎真的在天地間無法逃脫三綱五常的約束，從而使中國社會有了非常穩(wěn)固的連系紐帶。

以儒、道、佛三家所共同表現(xiàn)出來的如此一致的泛道德化傾向，不是一種偶然，而是社會變革的一大標志。

推動唐宋之間意識中道德至上傾向的發(fā)展之原因，從表面上看，是因唐室既衰，兵戈四起，窮理之風，闃無嗣響，講學之涂，泯焉歇絕；世道之敝，乃不堪言。宋代繼興，暴亂日戢，士大夫傷人心之陷溺，念禍亂之浸尋，乃薄詞翰為末技，思踐德于圣門[28]。實質上則是社會體制矛盾運動的結果，即一方面，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不斷提高和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所帶來的社會經(jīng)濟全面提升，使得有更富裕的物質基礎來支撐行政系統(tǒng)的擴展，即所謂專制集權制度的進一步加強，這為道德要求的強制性實現(xiàn)提供了可操作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為運轉這個系統(tǒng)所需的大批官吏是通過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而科舉制度到了宋代才定了型，元仁宗將四書定為朝廷考試的主課后，儒家倫理價值觀念更成了科舉考試之指導方針。既然道德觀念的宣揚成了能否做官的前提，在權本位的時代，道德至上就是必然的趨勢。另一方面，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要，尤其是城市經(jīng)濟力量的增大沖擊著維持社會秩序的原有方式，有了所謂道德世風日下的現(xiàn)象，亟待新的道德約束機制來維系社會之穩(wěn)定。因為變革作為一種社會利益的重新分配與調整，勢必會產(chǎn)生更多的社會矛盾，并使一些原本隱性的階級或群體矛盾充分暴露出來，于是能消解和潤滑矛盾的道德共識更為社會所急需了。同時，道德在被愈來愈多地賦予克服社會矛盾，穩(wěn)定政治體制的任務時，道德至上主義的思潮就會很容易萌動起來。

不過，道德的倡導和道德的敗壞始終是相克又相生的一組對立面：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為；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29]。因此道德的旗幟舉得最高的時代往往也是道德最沒落的時候，這是我們從唐宋變革時期高漲起來的道德至上主義中應該看到的另一面。

總之，上述社會變革中的兩個方面以各自的方向催動著對道德的需求，于是儒、道、佛等不同的意識體系，卻不約而同地激發(fā)起道德化的新浪潮，從而也有了本文所謂的道德至上主義之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