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士強教授：《唐高僧傳》新證

陳士強

《唐高僧傳》，又名《續(xù)高僧傳》，唐西名寺沙門道宣撰。

載于麗藏“左”至“明”函、宋藏“內(nèi)”至“承”函、元藏“內(nèi)”至“承”函、明南藏“轂”至“世”函、明北藏“佐”至“衡”函、清藏“鄉(xiāng)”至“八”函、頻伽藏“致”帙，收入《大正藏》第五十卷。麗藏、大正藏、頻帙藏作“三十卷”，宋、元藏作“三十一卷”，明、清藏作“四十卷”。道宣在《大唐內(nèi)典錄)卷五自錄此書，云二部三十卷”，故知原書為三十卷。

道宣(596－667)，俗姓錢，丹徒(今屬江蘇)人，一說長城(治所在今浙江長安)人。十五歲依智滪律師受業(yè)，誦習諸經(jīng)，次年于日嚴道場一隋煬帝時稱“寺”為“道場二正式落發(fā)出家。隋大業(yè)(605－671)中，從智首律師受具足戒，唐武德(618—626)中，又依智首學習戒律。初居終南山白泉寺，后遷崇義寺、豐德寺，與處士孫思邈結(jié)林下之交。及西明寺建成，應詔充任上座。玄奘從西域取經(jīng)回國后，又隨從參與譯經(jīng)。著作見存的尚有…《釋迦方志》、《集古今佛道論衡》、《廣弘明集》、《集神州三寶感通錄》、《釋迦氏譜》、《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及《疏》、《四分律刪繁補缺行事鈔》、《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四分律比丘尼鈔》、《四分律拾毗尼義鈔》、《舍衛(wèi)國只洹寺圖經(jīng)》、《關(guān)中創(chuàng)立戒壇圖經(jīng)》、《律相感通傳》、盒里處輕重儀》、《教誡新學比丘行護律儀》等。已佚的有：《圣跡見在圖贊》、《佛化東漸圖贊》、《法門文記》等。宋贊寧《宋高僧傳》卷十四有傳。

《唐高僧傳》書首有道宣自序，說：

“昔梁金陵釋寶唱撰《名僧傳》，會稽釋惠皎撰《高僧

傳》，創(chuàng)發(fā)異部，品藻恒流，詳核可觀，華質(zhì)有據(jù)。而緝裒

吳越，敘略魏燕，良以博觀未周，故得隨聞成采。加以有梁

之盛，明德云繁，薄傳三五，數(shù)非通敏，斯則同世相侮，事

積由來。中原隱括，未傳簡錄。時無雅瞻，誰為譜之?致使

歷代高風，颯焉終古?！裼嗨?，恐墜接前緒，故不獲

己而陳之。或博咨先達，或取訊行人，或即日舒之，或討隹

誰集傳。南北國史，附見徽昔，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

其志行，舉其器略，言約繁簡，事通野素，足以紹胤前頁，

允許后聽。始距梁之初運，終唐貞觀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

載。包括岳瀆，歷訪華夷，正傳三百四十人(宋元明本作“三

百三十一人”)，附見一百六十年。”《大正藏》第五十卷，第

425頁中)

然而，今傳各種版本的《唐高僧傳》所收人物的截止年限及人數(shù)，與上面所述有很大的出入。以《大正藏》本(底本為麗藏本)為例，卷四《玄奘傳》有“今上嗣藤，素所珍敬，追人優(yōu)問，禮殊恒秩。永微三年，請造梵本經(jīng)臺，蒙敕賜物，尋得成就?！?第457頁上)這里的“今上”，顯然是指唐高宗，“永徽”是他的年號。傳中敘述的玄奘在顯慶、龍朔年間的活動，轔德元年玄奘卒時的情形，也發(fā)生在高宗朝。此外，同卷的那提卒于龍朔三年；卷十三的慧壁(又作“璧”)于貞觀之末猶在；卷十五的道洪卒于貞觀末，義褒卒于龍朔元年；卷二十的智碇卒于貞觀二十二年；卷二十九的智通卒于貞觀二十三年，都是貞觀十九年以后的事。

以《明藏》本為例，卷二十五的道唯卒于永徽四年，支爽卒于永徽三年，惠仙卒于永徽六年，惠寬卒于永徽四年，僧倫卒于貞觀二十三年，靜之卒于顯慶五年，智巖卒于永徽五年；卷二十六的善伏卒于顯慶五年，法融卒于顯慶二年，惠方卒于貞觀二十一年，道信卒于永徽二年：卷二十八的明導在麟德元年仍在世，《曇光傳》中有“今麟德二年，東都講說，師資導達，稱所善焉”之語。

所有這一切均表明，今傅的《唐高僧傳》已非道宣自序中所說的那個本子?！疤曝懹^十有九年”，當是指此書原本的撰成時間，之后又有增補，最后之載止時間是麟德二年(655)，與初成之時相

檢《內(nèi)典錄》卷五，道宣在著錄《續(xù)高僧傳》(即《唐高僧傳》)之后，又著錄了《后集續(xù)高僧傳》十卷(《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志》也作了刊載)。而到智升作《開元釋教錄》時，已不見《后集》，故他稱“尋本未獲”(見卷八)。今本《唐高僧傳》所收的卒于貞觀十九年以后的僧人的傳記，無論是結(jié)構(gòu)內(nèi)容，還是用詞遣句，均與卒于貞觀十九年以前的僧人的傳記珠連璧合，呵成一氣，可以肯定它們同樣是道宣的手筆。故智升之所以不見有《后集續(xù)高僧傳》行世，是因為它早已合入《續(xù)高僧傳》，并仍作三十卷的緣故。唐道世作《法苑珠林》，引用《唐高僧傳》有數(shù)十處，其中也有卒于貞觀十九年以后的僧人，如卷六十五引智聰，皆謂出于《唐高僧傳》?！斗ㄔ分榱帧纷饔诳傉略?668)，離道宣的卒年干封二年(667)僅隔一年。這說明《續(xù)高僧傳》與《后集續(xù)高僧傳》在道宣在世之時，已經(jīng)合并。合并者極可能是道宣本人。

因此，今本《唐高僧傳》所收的僧人，上始梁初，下迄唐麟德二年(665)，其實際人數(shù)多于道宣在書序中說的數(shù)字。據(jù)卷目統(tǒng)計，麗藏本所收，正傳四百一十四人，附見二百二人；明藏本所收，正傳四百八十五人，附見二百九人。

《唐高僧傅》大體上采用《梁高僧傳》(又稱全局僧傳》)的分類法，也分為十科。每科的漂題上都加上“篇—字，故又稱十篇：一、譯經(jīng)篇一卷一至卷四一；二、義解篇(卷五至卷十五)；三、習禪篇(卷十六至卷二十)；四、明律篇(卷二十一、卷二十二)；五、護法篇(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六、感通篇(卷二十五、卷二十六)；七、遺身篇(卷二十七)；八、講誦篇(卷二十八)；九、興福篇(卷二十九)；十、雜科聲德篇(卷三十)。

道宣認為，“凡此十條，世罕兼美，今就其尤最者，隨篇擬倫”(見序)也就是說，根據(jù)僧人最突出的德業(yè)，將他選編在某一科。并因承《梁高僧傳》的軌范，在每科之末設《論》，“搜擢源派，割析憲章，組織詞令，琢磨行業(yè)”。(同上)書末有后語。

《唐高僧傳》的科目與《梁高僧傳》不同的地方在于：將《梁高僧傳》中的“神異”改為“感通”，從排列次序的第三位，移至第六位：將“亡身”改為“遺身”，從排列次序的第六位，移至第七位；將“誦經(jīng)”改為“讀誦”；將“經(jīng)師”、“唱導”合成“雜種聲德”；新增“護法”一種。

從篇次而言，這就突出了譯經(jīng)、義解、習禪、明律、護法五種的地位。從篇題而論，將“亡身”改為“遺身”，辭句顯得委婉；“誦經(jīng)”改為千讀誦”，文題顯得貼切。而改“神異”為“感通”，合“經(jīng)師”、“唱導”為“雜科聲德”，既擴大了一科的范圍，又深化了一科的主題。《唐高僧傳》卷二十六“感通篇論”說：“圣人之為利也，權(quán)巧眾途，示威雄以攝生。為敦初信，現(xiàn)光明而授物。情在悟宗?！谭笙峦粒舜穗y弘。先以威權(quán)動之，后以言聲導之，轉(zhuǎn)發(fā)信然，所以開萌漸也”。(第677頁上、中)這就點出了對騰虛顯奇、飛光吐瑞等神力變化以及種種感應事跡的渲染，與勸引世人奉佛之間的關(guān)系。

至于為何要將“經(jīng)師”、“唱導”合為“雜種”，又稱“聲德”。作者解釋說：“利物之廣，在務為高。忍界所尊，惟聲通解。且自聲之為傳，其流雜焉?！?jīng)師為德，本實以聲揉文，將使聽者神開因聲，以從回向，頃世皆其旨”。(卷三十“雜種聲德篇論”，第705頁下)也就是說，經(jīng)師、唱導都是以聲糅文，開悟聽者的，其聲也是一種德行。

贊寧在《宋高僧傳》中評論“感通”、“雜種聲德”的意義說：

“昔梁慧皎為傳，創(chuàng)立“神異”一科，此唯該攝究極位之

賢圣也?；蛸Y次徽祥，階降奇特，當收不盡，固有所缺然。

及乎宣(道宣)師不相沿襲，乃厘革為“感通”，蓋取諸感而遂

通，通則智，性修則感，歟(與)果乃通也。核斯理長，無不

包括，亦猶班固增加九流，變“書”為“志”同也?！?卷二十二

“感通篇論”，《大正藏》第五十卷，第854頁中)

“昔《梁傳》(指《梁高僧傳》)中立篇第十曰“唱導”也，蓋

取諸經(jīng)中此諸菩薩皆唱導之首之義也。唱者固必有和乎?導

者固必有達者。終南山釋氏(指道宣)觀覽此題，得在乎歌贊

表宣，失在乎兼才別德也。……于是建立雜篇，包藏眾德。

何止聲表，無所不容”。(卷三十“雜科鑿德篇論”，同上，第

899頁中)

而《唐高僧傳》所新增的“護法”一種，則旨在“樹已崩之正綱”(本書卷二十四“護法篇論”，第640頁上)這是因為在佛教的傳布過程中，雖然它受到歷代王朝中的絕大多數(shù)皇帝的膺奉護持，其勢隆隆直上，但也一直存在著與儒、道兩種不同的勢力的矛盾和斗爭，這種矛盾有時平緩，有時激化。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社會中，皇帝的宗教信仰和思想傾向至關(guān)重要。北魏太武帝因敦信道教而焚破經(jīng)像，坑殺沙門。北周武帝因推重儒術(shù)而蕩除寺觀，禁斷佛道。此外，即使在信奉佛教的皇帝中間，也有程度的深淺之分。有的帝王雖然篤好佛法，但有時出于政治、經(jīng)濟方面的考慮，或者受社會與論的影響，也會對佛教的活動作出某種限制或規(guī)定，如隋煬帝曾令沙門致敬王者，唐高租曾下令紹淘汰僧尼。從南北朝至唐代，帝王還往往召儒、沙門、道士辯論三教優(yōu)劣，尤其是佛道的先后、淺深、同異。在諸如此類涉及佛教命運的時刻，能抗聲對辯，維護佛法的人，便成了新增的“護法”科收錄的對象。這在北魏有曇無最，北齊有曇顯，北固有靜藹、道安、僧匡，隋有僧猛，唐有明瞻、慧乘、智實、法琳、慧藏等。此科的性質(zhì)與道宣的另一部著作《集古今佛道論衡)是相同的。

《唐高僧傳》征采周富，敘載詳瞻，筆力縱放，詞句綺麗，居諸部僧人總傳之首。

作者在書末的后語中說，自梁以后，僧史荒蕪，高行明德，湮沒無紀，使人撫心痛惜?！肮十敾沼胁傩校捎脦熌?，即須綴筆，更廣其類”(卷三十，第707頁上)根據(jù)這個原則，他對《梁高僧傳》加以補苴增賡。有《梁高僧傳》出于“同世相侮”的緣故，具操行并在成書之前去世而未被選錄的梁代僧人。有卷五的法申、僧韶、法護、智欣、法令，卷”(的慧韶、僧密、曇準、道超、僧喬、慧開等是也；有《梁高僧傳》由于南北阻隔的原因，未能獲悉的北魏僧人，如卷七的道寵，卷十六的佛陀禪師是也；有《梁高僧傳》由于知之不詳，僅作附見，而道宣搜得資料，緝成正傳的北魏僧人，如卷六的道登，原是《梁高僧傳》卷八《僧淵傳》的附見，僅有“道登善《涅槃》、《法華》，并為魏主元宏所重，馳名魏國”十九字，而在道宣書中則近三百字。

在彌補《梁高僧傳》的缺漏之后，道宣還利用其時天下一統(tǒng)的有利條件，仰托周訪，務盡搜揚，將自梁至唐初的南北僧人中的高行者羅括入書。尤其是義解篇，雖為十篇之一，但卷數(shù)達十一卷，占全書的三分之一還鄉(xiāng)，載錄僧人最多，其中很多是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

如卷五的梁揚都莊嚴寺僧曼、光宅寺法云、鐘山開善寺智藏、研習《成實》，敷講開解，騰譽當時，被稱為梁代三大法師；卷六的東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曇鸞，依奉《觀經(jīng)》，專修凈業(yè)，為后世凈土宗奠定了理論基礎；卷七的陳揚都興皇寺法朗，受學《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采賾幽微，微發(fā)詞致，使“三論”之學盛傳于江表、河北。東魏鄴下道寵，原在洛陽時從菩提流支受學《十地經(jīng)論》，在道北教牢宜等四人，而慧光從勒那摩提受同論，在道南教法上等十人，地論學派中的南道、北道二系，當、現(xiàn)兩說自此而起；卷八的隋京師廷興寺曇延著《涅槃義疏》十五卷，并《寶性》、《勝鬘》、《仁王》等疏，為有名的涅槃學者。凈影寺慧遠，師事法上，著疏屬詞，其《大乘義章》十四卷，被譽為“佛法綱要盡于此焉”(見本傳)；卷九的隋相州空渲寺靈裕，拔思胸襟，理相兼通，著《佛法東行記》、《譯經(jīng)體式》、《齊代三寶記》、《僧制》及疏記論序等五十余種，馳名一代。大興善這場僧粲，工難問，善博尋，著有《十種大乘論》等，為隋代佛教義學二十五眾的第一摩訶衍匠；卷十的隋彭城崇圣道場崇嵩，精融《攝論》、《俱舍蘭一部，所撰章疏，大行于世；卷十一的唐京師廷興寺吉藏是三論宗的創(chuàng)始人，等等。

此外，譯經(jīng)篇中的菩提流支、真諦(以上卷一)、彥琮(卷二)、玄奘(卷四)；習禪篇中的菩提達摩、僧可、僧稠、信行(以上卷十六)、意思、智贛(以上卷十七)、灌頂(卷十九)、道綽(卷二十)；明律篇中的慧光、洪遵(以上卷二十一)、智首、法礪(以上卷二十二)；感通篇中的法順及附見智嚴(以上卷二十五)等，或是譯經(jīng)大師，或是一種名匠，或是一宗祖師，對佛教的發(fā)展起過重要的作用。他們有代表性，有影響力，佛教義學的演進和繁榮與他們的活動是分不開的。其中，有的僧人是作者著書時仍在世而被遴選人列的，如卷三的慧凈，傳稱“今春秋六十有八，聲聞轉(zhuǎn)高，心疾時動”。(第446頁中)雖說慧凈有病，但當時還活著。又如卷十五的慧休，傳稱“至今十九年中，春秋九十有八，見住慈潤(寺)，爽健如前”。(第545頁上)雖然所載的在世的高僧僅數(shù)人，但已打破了《梁高僧傳》不錄生存之人的舊例。

《唐高僧傳》不僅搜集的僧人面廣，而且由于作者鉤秸考索，敘載也十分詳悉。每傳的平均字數(shù)，為諸部僧人總傅最多的；不少傳記有數(shù)千字，如彥琮、慧凈、靈裕、僧稠、意思、智顛等傳，最長的是玄奘傳，約二萬字。這在不將句逗算字數(shù)的古代，是相當長的。作者吸取了《名僧傳》寫作的長處，在傳紀中既記僧人的生平履歷，又記他的學識著述，從而形成了《唐高僧傳》內(nèi)容上的一大優(yōu)點。如：

東晉釋道安曾在《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jīng)鈔序》中，對自后漢開始的譯經(jīng)事業(yè)進行總結(jié)，詳梵典之難易，詮譯人之得失，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五種不合胡本佛經(jīng)執(zhí)式，然而于意無礙的變通譯法)、“三不易”(三種不易傳譯的情況)的譯經(jīng)理論(載《出三藏記集》卷八)，對后世的佛典傳譯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隋東都上林園翻經(jīng)館沙門彥琮，久參譯事，妙體梵文，前后譯經(jīng)二十三部一百許卷，并將《舍利瑞應圖經(jīng)》、《國家祥瑞錄》，從漢文譯成梵文，使傳天竺。他對道安的譯經(jīng)理論十分推崇，曾撰《辯正論》評論“五失本”、“三不易”之說，又根據(jù)自己的譯經(jīng)實踐，對翻譯的體式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部重要的有關(guān)翻譯理論的專著已不傳于世，但由于《唐高僧傳》在《彥琮傳》中長段轉(zhuǎn)錄了該書的主要論點，才使它避免湮沒。于中可知，彥琮在論中曾從十方面對道安的理論進行補充：

“安(道安)之所述，大啟玄門，其間曲細，猶或未盡。

更憑正文，助光遺跡，精開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韻，

二問答，三名義，四經(jīng)論，五歌頌，六咒功，七品題，八專

業(yè)，九異本，十各疏其相”。(卷二，第438頁下)

他主張直譯，譯文樸質(zhì)信達，以求符合原旨：

意者寧貴仆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淳質(zhì)，請勿嫌

怪”。(同上，第439頁上)

特別是論述譯師應具德才的“八備”之說，實為翻譯理論中的卓見高識：

“誠心愛法，志愿益人，不悼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

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三藏，義貫兩

乘，不苦暗滯，其備三也；旁涉壇史，工綴典詞，不過魯

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zhí)，其備五

也；沈于道術(shù)，澹于名利，不欲高街，其備六也；要識梵

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

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得人”。(第439

頁上)

又如，北周長安崇華寺沙門慧善，幼年出家，善法勝的《阿毗曇心論》。他曾寫過一部書，名《散花論》。此書亦已不存，光從書名也難揣度究竟講的是甚么?聿賴《唐高僧傳》卷八本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善一慧善一以《大智度論》每引小乘相證成義，故依文次

第，散釋精理，譬諸星月助朗太陽，猶如眾花繽紛而散亂，

故著斯文名《散花論》也”。(第486頁下)

讀了此文，方悟《散花論》原是順依《大智度論》的次第，有選擇地闡釋其中的一些重要論點的書。

再如，被后人推為禪宗東土始祖的菩提達摩，在世時并無多大聲望，所以他的事跡流傳到唐初也不多?！独m(xù)高僧傳》本傳只是說，他是南天竺婆羅門種。初達宋(劉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北瑰)，隨其所止，誨以禪教。“于時合國盛弘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第551頁下)弟子見于本傳的僅有道育、慧可(又名“僧可”)，見于他書的也不過僧副、曇林、尼總持三人而已。然而，達摩的禪法經(jīng)幾代的傳授，漸流天下，六租慧能以后，更演成一大宗派。隨著禪宗勢力的興盛，有關(guān)達摩的言論和事跡被大量地編述出來，與他的原始面貌相距甚遠。而據(jù)《唐高僧傳》的記載，達摩之學是”二入四行”的禪法。“二入”是指“理入”和“行入”?！敖褰涛蜃冢钚藕徽嫘?，客塵障故，令舍偽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圣等一，堅住不栘，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為，名理入也”。(卷十六，第551頁下)理入”，屬于教理的思考，“行人”屬于禪法的修持，包括“四行”，即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傳中均有解說。道宣撰書之時，禪宗尚未真正形成宗派，傳法定宗之爭也未露端倪，而且所錄出自與達摩有接觸的曇林二作“琳二的《略辦大乘人道四行》，這就顯得可信而接近于事實。

與傳記本文敘載之詳瞻相襯映的是，《唐高僧傳》各篇之論，撮示一種指歸，溯沿佛學源流，評議人物史事，內(nèi)容也相當豐富。如“明律篇論”中，作者認為律藏初通東夏時，薩婆多部的《十誦律》弘持最廣。曇無德部的《四分律》雖漸翻在姚秦，但創(chuàng)敷于北魏，自此之后，逐漸轉(zhuǎn)盛，“今則混一唐統(tǒng)，普行《四分》之宗”。(卷二十二，第602頁下)這中間是怎樣發(fā)展過來的呢?作者寫道：

“自初開律，釋師號法聰，元魏孝文北臺揚緒，口以傳

授，時所榮之。沙門道覆，即紹聰(法聰)緒，纜疏六卷，但

是長科，至于義舉，未聞于世?！耗R初，慧光宅世，

宗匠跋陀(佛陀扇多)，師表弘理，再造文疏，廣分街術(shù)，學

聲學望，連布若云峰。行光德光，榮曜齊日月。每一披閱，

坐列千僧，竟鼓清言，人分異辯，勒成卷帙，通號命

家?！性?道云)、暉(道暉)、愿(法愿)三宗律師，躡踵

傳燈，各題聲教。云(道云)則命初作疏九卷，被時流誼，門

人備高東夏。暉(道暉)次出疏，略云(道云)二軸(即七卷)，

要約誠美，蹊徑少乖。得在略文，失于開授?！陉柗?/p>

愿，眄視兩家(指道云、道暉)，更開甍穴，裝作抄疏，不減

于前。禪禮核于律文，是非格于事相，存乎專附，頓滯幽

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余律匠，理(洪理)、洪(道

洪)、隱(曇隱)、樂(道樂)、遵(洪遵)、深、廷等，或陶冶

鄭魏，或開強燕趙，或?qū)н_周秦，或揚塵齊魯，莫不同師云

(道云)之術(shù)，齊駑當時。雖出鈔記，略可言矣。而遵(洪遵)

開業(yè)關(guān)中，盛宗帝里，經(jīng)律雙授，其功可高。……智首律師

講授，宗系誠廣，探索彌深”。(卷二十二，第620頁下第621頁

上)

道宣即是智首的弟子，他繼承智首的遺范，廣事弘揚，創(chuàng)立了依奉《四分律》的南山律宗。

類似這樣有關(guān)佛學的某一領域漸進嬗度的歷史蹤跡，以及相關(guān)情況的論述，也見之于其他各篇之論，文多不載。這些綜貫一種內(nèi)容的“論”，不僅筆鋒馳騁，論創(chuàng)縱橫，而且文詞錦繡，具有濃郁的文學色彩。

《唐高僧傳》的不足之處有：

l、有的人物歸類不甚恰當。如唐代的道綽是在玄中寺看到記載北瑰曇鸞事跡的碑文，受到觸動，從而專修凈土法門的。他與曇鸞雖無直接的師資傳授關(guān)系，但卻是曇鸞思想的紹續(xù)者。所以，后人推曇鸞為凈土宗初祖，道綽為二租。而善導是在西河遇道綽以后，守遵崇凈土，稱名念佛的，他是道綽的弟子，凈土宗三祖。然而，此書將此同一類型的三人，分別歸人三科。曇鸞在義解篇，道綽在習禪篇，善導在遺身篇。并且是在卷二十七《會通傳》中敘述善導的事跡，在卷目上未注其為“附見”，又有遺漏之失。另外，將華嚴宗初祖法順和二祖智儼編在感通篇，著力渲染法順令蟲栘徙，使水斷流等神異之跡，亦墮失當。

2、對有的人物和著作考辨未周。如卷一《菩提流支傳》中附見“覺定”，覺定是“佛陀扇多”的意譯，也是北天竺僧，從北魏正光元年(520)，至東魏元象二年(539)，于洛陽白馬寺和鄴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味陀羅尼經(jīng)》等十部。而卷十六，又有《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傳》雖然文中只字未提他的全名及譯經(jīng)事，但傳中提到他度慧光出家，又令弟子道房度僧稠，考之史料，此人即是佛陀扇多，顯然，道宣誤認為有佛陀與佛陀扇多二人了。又，道宣謂曇鸞撰《安樂集》兩卷，道綽著《凈土宗論》兩卷。而傳世的是道綽撰的《安樂集》，曇鸞撰的著作中并無《安樂集》，倒有《略論安樂凈土義》，頓似《凈土論》的略稱。故很有可能是道宣把書名搞錯了。

3、《《唐高僧傳》只有附于各卷之首的卷目，沒有總目，檢索不便。有時又過分講究詞藻，而影響敘述的信實性。

摘自《內(nèi)明》第218期

更新于：2023-08-21 11:01